动物是中国古代园林体系的组成要素之一，飞禽走兽给美丽如画的山水园林凭添无限生机与活力。莺歌鱼跃，方显出花香叶茂，林泉高致；虎啸猿啼，更映衬出山重水复，曲径通幽。各种鸟兽徜徉其中，才使中国古代园林真正产生了返璞归真、民胞物与的美妙意境。中国园林动物和中国悠久的园林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历经了先秦起源期，秦汉魏晋唐宋繁荣期，和元明清衰落期三个大的历史变迁阶段。这个问题笔者以前曾稍有研究[1]，但并不象现在这样的明白，有很长一段时间，笔者为园林动物衰落惋惜，思索。影响中国园林动物变迁的诱致因素很多，中国园林自身发展轨迹是园林动物变迁的主观因素，森林生态环境变化是园林动物变迁的客观因素，两者都是中国园林动物变迁的主导因素。 一、中国园林自身发展是园林动物变迁的主观因素。 中国园林动物起源于早期先民的狩猎活动。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便与鸟兽为伍，茹其毛，饮其血。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发明了原始农业，在耕种饲养和采集的同时，狩猎仍然是经常性的社会活动。从内蒙古阴山岩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鹿类、野猪、野马、羚羊、鼠类、野兔等动物已和人类文化生活发生了密切的亲和关系[2]。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人们逐渐地摸清了某种动物或动物种群的活动范围，因而使盲目的狩猎活动变成有范围有秩序的活动。后来，人们把狩猎捕获的动物中那些幼小的没有及时宰杀的雏兽，放入有一定范围的山林中圈育起来，为防止其中奸猾难驯者逃跑，在四周设置壕堑、樊篱、林丛、网罟等障碍物，便产生了中国古代较早的园林——囿。亦有学者认为，古代帝王畋猎时往往千军万马，毁坏禾稼，贤明君主有鉴于此，将猎场圈围起来[3]。这种观点把中国园林的出现同古代明君贤达联系起来，没有充分重视原始先民采集渔猎生活方式对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而有失偏颇。囿中的动物来源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栖息其中。因为，在当时原始山林川泽尚没有得到破坏性开发的条件下，无论是园林动物还是野生动物，它们的栖息环境与原始的天然环境是唇齿不分的。囿的产生，可谓中国园林之萌芽期，而园林动物是这一时期中国园林的主题。早期园林动物的主要用途是狩猎、通神、食用、观赏和游乐。 囿出现后，便有了管理苑囿的囿人。“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4]囿人的职责是管理和饲养禽兽的，举凡熊、虎、孔雀、狐狸、凫、鹤等珍禽猛兽皆有专人饲养和管理。当时，和囿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野生动物管理者还有很多，如“服不氏”、“掌畜”、“夷隶”、“闽隶”等。据《周礼·夏官》、《周礼·秋官》记载“服不氏”主管虎豹熊罴及豺狼之类的猛兽驯化饲养，“掌畜”主管禽鸟饲养、驯化和繁殖，“闽隶”主管畜禽的繁殖和教化，“夷隶”主管牧人牛马的役使，能学禽鸟鸣叫。传说轩辕黄帝的囿名悬圃，亦叫平圃，其中藏龙卧凤，禽兽交鸣。商周时期，园林中筑造各种场屋圈养禽兽，以供游乐。《史记·殷本纪》载，殷纣王曾广益宫室，收狗马奇物于其中；又扩建鹿台、沙丘苑台等苑囿，放养各类野兽蜚鸟。周文王的园林有灵囿、灵沼和灵台，简直好比鸟兽的天国，人间的乐园。《诗经·大雅》载：“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翮翮。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孟子》称赞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雏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可以判断，西周的园林中，动物成为主要的观赏游乐对象。 秦汉时期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汉两个大帝国，威震海内外。秦修驰道和直道，汉打通丝绸之路，皆欲取天下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和珠光宝器。秦汉皇家代表性园林上林苑是专供皇帝观赏游猎的御苑。苑中蓄养着海内海外四面八方贡献的奇禽异兽。《西京杂记》载，汉武帝时曾有匈奴人献来一只猛兽，状如黄狗。据说距离长安四十里，城里的鸡犬吓得不敢吠叫，到了上林苑，骑上老虎头，老虎吓得一动不动。《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时西域南海的方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据林梅村先生研究，这一时期原产非州和西亚的狮子、鸵鸟，马来西亚的白貘，印度的犀牛，伊朗的千里马等珍稀动物均作为贡物进入汉皇家园林[5]。汉成帝时，诏令右扶风郡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遍地撒布罗网，捕熊罴、豪猪、虎豹、兕 、狐、兔、麋鹿等，载以槛车，输入长杨射熊馆。射熊馆系上林苑动物观赏区之一，此外还有鱼鸟观、走马观、犬台观、观象观、燕升观、白鹿观等动物观赏区，反映了秦汉时代皇家园林动物繁荣兴旺、远迈年代的景象。 同一时期，社会上流行赏猎之风，私家园林畜养动物亦不输皇家。西汉梁孝王园中奇果异树，珍禽怪兽，靡不俱备。见于记载就有兔园、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等专门动物驯养区。富商大贾袁广汉亦嗜好园林动物，多购奇禽怪兽委积园中，计有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等。袁氏后因富得祸，被抄没家财，他的园林及其动物亦转嫁皇家上林苑了[6]。 魏晋南北朝时代，寺观园林异军突起。佛道二教皆崇尚自然无为，反璞归真的哲理，追求无为而治，众生平等之理想，因而飞禽走兽徜徉其中，比之皇家和私家园林更显天然野趣。据《洛阳伽蓝记》载：景明寺有池沼，萑蒲菱藉，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或青凫白雁，浮沉于碧水。景林寺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不绝于耳。都市近郊的寺观园林呈现出一派静谧详和景象，而山林寺观则又是一幅风格迥异的图画。七山寺周围林蔽弥密，猿猴连臂，鸿鹄翔集，白鸟交鸣；虎豹往来安详，熊罴隐木生肥，巨象数仞，雄蟒十围，麋鹿易附，狎兔俱依；另有秋蝉、寒鸟、蟋蟀、狐猿、鸿雁、鹍鸡等嬉戏其中，呈现一派众生共和，与物胞民的升平景象。佛老加盟，使中国园林动物更加丰富多彩，对隋唐两宋园林动物大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隋炀帝建洛阳西苑，命天下州郡贡献珍禽异兽，遂有西苑草木鸟兽繁息之盛，桃蹊李径，翠阴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唐长安禁苑中森林蓊郁，池沼河塘密布，四季候鸟络绎不绝，其中专设垂钓鱼鳖、放养鹰鸭、驯育骡马及虎豹的场所，以供贵族狩猎之用。李德裕、王维、杜甫、白居易等文人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多设在郊野地带，他们的园林中到处都有鹿鸣猿啼白鹭飞的景象。 宋徽宗修凿寿山艮岳，派太监宫人四处搜求花木鸟兽，谓之“花石纲”。当时，艮岳放养的珍禽奇兽数以亿计[7]。园内的鸟兽都要经过特殊驯化，当徽宗游幸时白鹤金鹿能列队接驾迎鸾。当金兵围困汴梁时，钦宗曾命令将10余万只山禽水鸟投之汴河，又宰杀大鹿千头以犒劳将士。足以表明，艮岳是我国古代园林中拥有动物较多的苑囿，在园林动物史上空前绝后。 北宋以后，禅悦之风盛极一时。禅宗的“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教义，“渐修”、“顿悟”等思维方式渗入到文人士流的园林艺术创作实践中，使中国古代园林完全写意化。受其影响，文人士大夫以鸟兽虫鱼为知己，或为情侣，刻意追求人兽亲和、物我同一的审美境界，使人的精神同大自然的幽秘达到了非凡的融合，人的性灵与禽兽虫鱼的生灵也能心心相印。因而两宋时期一般园林都充满茂林修竹、鸟兽倘徉、猿声鹤唳的景象。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园林动物有了较大改观，在理论方面并非提倡在园林中有大型凶禽猛兽栖息。明末吴江人计成的《园冶》被誉为我国古代较好本造园专著，书中只就养鱼专题论述，其它禽兽并无专章论及，而于选择园林时对吉鸟祥兽，多有溢美之辞，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美好、和谐、吉祥、天然的追求。如：“养鹿堪遊，种鱼可捕《园冶·园说》，“好鸟要朋，群麋偕侣”《园冶·山林地》，“悠悠烟水，淡淡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园冶·江湖地》）。清初园林大师杭州人陈淏子在其名著《花镜》中附录了一些园林动物，从中可清晰地反映出当时江南文人园林中园林动物的取舍标准，陈淏子认为“枝头好鸟，林下文禽，皆足以鼓吹名园，针砭俗耳。故所绿之禽，非取其羽毛丰美，即取其音声娇好；非取其鸷悍善斗，即取其游泳绿波，所以祥如彩凤，恶似鸱枭，皆所不载”[8]。他推崇的园林禽鸟有鹤、鸞、孔雀、鹭鸶、鹦鹉、秦吉了、乌凤、八哥、鹰、雕（鹫）、鹞（鸢）、锦鸡、德鸡、竹鸡、吐绶鸟、鸳鸯、鸂鶒、鵁鶄、鸽、鹌鹑、百舌、燕、画眉、黄头、巧妇鸟、护花鸟等。关于兽类，陈淏子认为“兽之种类甚多，但野性狠心，皆非可驯之物，无足供园林玩好。虎、豹、犀、象，惟有驱而远之”[9]，所推崇者，惟鹿、兔、猴、犬、猫和松鼠而已。另外，陈淏子认为，鳞介昆虫亦为园林不可或缺，“有色嘉鱼，任其穿萍戏藻；善鸣蛙鼓，听其朝吟暮噪”《花镜·养鳞介法》；“花开叶底，若非蝶舞蜂忙，终鲜生趣。至于反舌无声，秋风萧瑟之际，若无蝉噪夕阳，蛩吟晓夜，园林寂寞，秋兴何来？”（《花镜·养昆虫法》）。在造园实践中，为了预防禽兽对人的危害，又避免缺乏禽兽的失落，有些园林在表现形式上，亦不必真正畜养禽兽以悦视听，而以奇木、怪石创作各种动物姿态，令人触物生情，激发联想。无锡寄畅园的九狮台，扬州的九狮山，苏州网狮园冷泉亭中展翅欲飞的鹰石，以及粉墙、漏窗和洞门等处栩栩如生的鸟兽形象，通过艺术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以形求意，以意求“意”，达到内心情感的深化和天人感应哲理的实现。大量事实表明，随着中国园林的写意化，这一时期园林动物亦被写意化了。然而，这只是私家园林，尤其是江南园林的一般状况，而对于皇家园林来说，具有数千年优秀传统的园林动物驯育和观赏活动仍然以其天然野趣，魅力无穷，受人青睐。例如，元明清时期宫廷西苑及万岁山、琼华岛中鸟语花香，鹿鸣虎啸，承德避暑山庄鸥鹭翔集，麋鹿成群[10]；南苑（元代的放飞泊，明代的南海子）碧波荡漾，丰草茂林，放养着黄羊、獐、雉、兔，还有珍稀的麋鹿和凶猛的老虎[11]。即使江南园林中亦处处可见以园林动物为主题的景区，苏州沧浪亭的“濠上观”，留园的“浣云沼”等文人园林往往勺台数处，水禽戏嬉，花香鱼肥，一派濠濮之情。 二、森林生态环境变迁是中国园林动物变迁的客观因素 野生动物要能在自然界中生存下去，必须要与周围环境中各种因素发生关系。这些因素主要包括食物、共生、寄生、敌害、森林和水热、环境等要素。其中，食物是动物新陈代谢的能量来源，而森林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水、热条件，亦以得天独厚的生物群落，为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培育了完整系统的食物链。因此，森林环境的消长变化是动物的生长繁衍的关键。以有“动物王国”之称的云南省为例，上世纪80年代末期拥有动物5万种，其中脊椎动物有1600多种。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气候这些重要条件外，该省区森林覆被率高达24.2%，共有高等植物13000多种，具备了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等各种类型植被[12]，构成一个花团锦簇，四季常青的大自然园林。这不仅为动物提供了丰盛的野果，肥嫩的树叶枝芽，鲜活的肉食（食物链系统），而且不同森林植被或同一森林的不同层次，又为各种动物提供了幽秘隐蔽的场所，创造一个生长发育、繁衍生息的良好环境。 野生动物是园林动物的鼻祖，园林动物对森林生态环境同样有巨大的依赖。 中国古代园林动物的来源主要有五个方面：较好，通过狩猎活动，把捕获的幼鸟幼兽圈养起来，加以繁殖扩大，如先秦时代的“囿”；第二，通过划分禁区，把一些鸟兽范围起来，加以驯养繁育，如秦汉时代的苑。第三，通过国内外纳贡的方式，聚天下珍禽异兽于一园，如北宋的寿山艮岳园，元明清的西苑；第四，通过自然迁徙使园林动物丰富多彩，如佛道之类的寺观园林；第五，通过购买方式圈养吉禽祥兽，如明清时代的北京和江南私家园林。对于某一座园林或某一个园林时代来说，园林动物的来源决非是单一的一种形式。但是，不管来源多么复杂多样，这些园林动物和野生动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野生动物和园林动物在血缘、生态方面的一致性，也决定了园林动物的兴衰与森林环境的变迁关系一致性。因为，森林植物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如果没有森林植物不断生产有机物质，整个生态系统的其他生物就无法生存。另外，园林动物毕竟是通过人工条件下生长繁殖起来的，园林内部的森林生态环境优劣直接关系到园林动物的生长繁殖状况。所以，中国园林动物的兴衰受到两种森林环境的制约，一是园林外围区域大范围森林消长变迁的影响，二是园林内部森林消长状况的影响。 三代时期，是中国园林的孕育时代，这一时期出现的园林在《诗经》、《周礼》等古文献中称“囿”或“台”。如传说夏桀的“钧台”，商纣的“沙丘苑台”，周文王的“灵囿”，“灵沼”，灵台等。这个时期，中国社会较之原始社会文化繁荣，且集中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人口稀少，毁林垦荒的用地有限，加之森林的生长量大于消耗量，对森林的破坏甚微。因此，无论是山区或平原皆出现林海茫茫，鸟兽滋繁的天然景象。华北平原山地到处是原始林，林内有剑齿虎、犀牛、肿骨鹿、野猪、斑马、羚羊和其他珍禽异兽栖息。据考古研究，该区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就有97种，鸟类化石62种[13]。东北平原山区森林基本保存原始状况，华东地区人烟集中之地原始森林有一定程度破坏，绝大多数地区和山区的原始森林仍然苍郁茂密。陕西省除关中平原地区的森林由于西周的农业开发有局部受到破坏外，绝大部分林区处于原始阶段。据考证，这个时期西北森林覆盖率平均约20%，其中陕西约为40—45%，甘肃约为30%，青海约为20—25%，宁夏约为29%，新疆约为10—15%。夏商周三代的都城迁徙不断，而主要在陕西泾渭流域，山西汾水流域，河北涿鹿附近及河南安阳一带。早期皇家园林“囿”，“台”一般多设在京畿附近，如周文王的“灵囿”“灵台”“灵沼”分别距丰京30里，35里，40里。这里森林蓊郁，鸟兽成群。虽然有壕堑、墙垣，樊篱或网索范围起来，但是，这些“天堑”隔不断园林内外动物的来往。因此，这一时期的园林动物和园外的野生动物是难以区分的。历史文献记载亦正好符合了笔者的这一判断。《周礼·夏官·司马》载“服不氏”主管虎、豹、熊及豺、狼、貔、貅之类的猛兽，还要驯服它们，这和《周礼·囿》关于囿人管理对象的记载一致，说明他们都是为周王室培养禽兽的。周王朝规定严禁百姓入苑囿狩猎，猎人狩猎只能在山林川泽或苑囿之处的原野进行。周王朝又设立了“兽人”“冥氏”“穴氏”等官职掌管田猎。“兽人”，掌管田兽，辩其名物，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冥氏是主管以张弓射杀虎豹等猛兽的。可以看出西周时期苑囿中养育的禽兽和野外允许捕猎的禽兽是基本一政的。这表明当时园林内外森林环境是一致的。西周厉王时期，由于对园林之外的森林野生动物的大量捕杀，加之农田逐渐开辟，森林开始减少，使野生动物种群在京畿地区迅速减少，以致影响到王朝宫室的田猎收获，而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国人狩猎，封禁山泽，从而引发了一场“国人暴动”。 春秋战国以后，由于铁器牛耕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们毁林垦荒，拓展农田的能力，各国的农战政策加速了对林地的垦殖，加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陶瓷业、冶炼业、制盐业、造纸业等相继兴起，宫室苑囿的勃兴和战火兵燹，下迄南宋，我国平原和浅山丘陵地区几乎无林矣。华北平原的森林在战国后期已经基本消失，一些丘陵区森林也遭受轻微破坏，到唐宋辽金元时期，平原和丘陵地区几乎无原始森林了。华东地区到汉代末期，山东平原地区已无森林，其他平原地区森林有很大破坏，到宋元时期，华东丘陵山区森林遭到严重毁坏。然而，一些平原地区能过人工造林，人工林面积有所增加，如隋朝除发展用材林，经济林之外，隋炀帝大业年间，在运河及其他水渠两岸广植树木。中南地区汉武帝时奖励农耕，使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伐木而种谷”，东汉时，人口比西汉增加三倍”。唐宋时期，中南地区遗留下来的天然林地大为所少，平原地区再无原始森林，沿海地区的平地，台地原始森林消失。河南省原始森林破坏较为惨烈，到处已见荒山秃岭。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春秋战国时代从内地进入了两个民族，一个是自黄河中游迁入岷江河谷地带的蜀族，一个是西南的巴族沿长江进入川东，使原分布于盆地河谷和浅丘陵地带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遭到砍伐。后来，秦灭巴蜀，推广关中灌溉农业，加速垦殖规模。唐五代及南宋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四川已拥有上千万人口，进一步加速了毁林开荒规模，成都平原及其河谷丘陵地带的原始森林消失殆尽。西北地区的关中平原早得开发，春秋战国时期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并有“垦草莱民”的农战政策的吸引，关中平原，河谷及丘陵台地上的原始森林屡遭毁坏而终于消失。秦皇汉武大兴土木又开拓边疆，由于农耕区向牧区的推进，黄土高原，河西走廊，黄河河套，清海湟水流域以及甘肃中部的森林亦遭到大破坏。魏晋北朝时期，五胡游牧民族内迁，整个西北边郡以农为主的汉人尚不足内迁胡族的1/3，黄土高原开始由农耕区向牧区转化，虽然中经北魏孝文帝，冯太后“汉化改革”，但终于使大规模毁林活动停止，实行“农林牧兼重”之政，使草原灌丛和山地森林得以恢复。唐宋时代，由于积极推行屯垦政策于边疆，兴修水利，扩充城邑宫苑以及和西夏的军事斗争，西北地区的天然森林遭到第二次全局性的大破坏。 从大的趋势看，春秋战国以降至唐宋时期，中国园林外部的森林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全国各地的平原、盆地、河谷、台地、丘陵和浅山地区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但还保存一定的天然次生森林。在此环境条件下，一些野生动物绝迹，一些野生动物则朝深山老林迁徙。例如，西北地区原有的野生动物虎、鹿、熊、猴、野马、野骆驼等兽类开始减少。随着园林外围野生动物的绝灭，逃亡，园林动物的组成由过去园内外动物混合类群变成由人工饲养驯化为主，驯化的主要对象有三，一是对园林中原有动物的培育，二是通过加大在附近山区围猎，猎获取鸟兽后放入园林中驯化，三是通过国内外贡献方物而获得珍禽异兽。另外，就是传承先秦园林“囿”的文明，在森林茂密的山地划分一块禁区育养禽兽，以供观赏，狩猎之用。封建政府一反三代时期设立狩猎官员，滥捕滥杀鸟兽之风，转而保护野生动物。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发掘的秦朝竹简文书中，有很多秦始皇颁布的鸟保护兽法令，主要内容有五个：①保护幼鸟、幼兽；②规定禁猎期和禁用的狩猎方法；③划定禁猎区（禁苑），禁止在其境内狩猎；④在禁猎区周围设立“呵禁所”；⑤严惩违禁者。秦汉以降，历代政府都设立机构保护鸟兽，颁布禁猎法令。这一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园林动物进一步繁荣起来。 由于园林外部森林环境的消失，要保持园林动物的繁荣兴旺，就要倍加注意模仿自然山林背景下的森林环境，为园林动物创造一个人工森林环境。古人往往在天然次生林获复较好，原始林保存较好的地带设立禁区建筑园林别墅，以圈养禽兽，满足人们狩猎，游览和观赏的需要。无论皇家的大内禁苑，离宫别馆或是寺观山林，私家园林，到处都充满天然野趣。 秦汉时期的上林苑就是陕西关中森林植被破坏以后，秦汉封建政府通过划定禁区，保护了大片天然林，并从国内外引种树木，建成了历史上较为辽阔壮丽的皇家园林。据《三辅黄图》载：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此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司马相如《上林赋》载：“始终灞氵产 ，出入泾渭，沣镐涝，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深林巨木，崭岩参嵯。九嵕崔巍，南山峨峨。”根据这两篇时代较为接近且来源不同的历史文献记载，可知上林苑北达九峻山，南极终南山，东至临潼骊山，西至周至长杨宫，地跨今天西安市、咸阳市、礼泉、泾阳、高陵、周至、户县、蓝田、临潼等地。境内南北山峰突兀连绵，中间有广阔的平原，台地与河谷，水源充沛，所谓“八水绕长安”既汇集于此。另外，当时有“深林巨木”，说明这里森林之原始或至少说明天然次 生林恢复得很好，如果不是划定禁区就不可能呈现如此美丽天然之景观。 上林苑作为皇家的禁苑，除了大规模的天然植被外，苑内人工栽培了大量的观赏植物。《上林赋》又载：“于是乎庐桔夏熟，黄甘橙楱，枇杷然柿，亭奈厚朴。甹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遂离支，遂乎后宫，列乎北园。驰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杌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巨野。”表明上林苑中的后宫，北园栽植的经济林主要是暖温带和亚热带植物，说明当时关中气侯比今天温暖，湿润得多。魏晋时代的《西京杂记》提到武帝修上林苑时，群臣远方进贡的树木就有三千多种，这些树木多栽植于苑中的宫馆附近，作为观赏的需要。 正是由于上林苑具有得天独厚的原始森林植被和大量的人工引种的国内外植物。为园林动物发长繁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所以苑中鸟兽兴旺成群，不仅栖息着关中本区和秦岭山脉的动物，亦适宜国外动物的生存。例如，上林苑的动物中就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 宋徽宗的寿山艮岳园虽是人工平地起园，但在园林花木栽培方面亦不输前代。寿山的主山峰居于主位，两侧峰是宾位。主峰的南麓“植梅万数，绿萼承跌，芬芳馥郁”[14]；主峰的西边隔溪涧为侧峰“万松岭”，时人曹祖《艮岳百咏诗》描写万松岭有“苍苍森列万株松，终日无风亦自风，白鹤来时清露下，月明天籁满秋风”。园内已知植物共计70多个种类，包括乔木、灌木、果树、藤木、水生、药用、草本及花卉。有种在栏槛下的植物，亦有长在石隙的，沿溪傍陇，漫山遍冈，连绵不断，几乎到处都有花木掩没。植物的配置方式有孤植、对植丛株，混交，片植，以片植为主。据《枫窗小牍》载，华阳门内御道“两旁有丹荔八千株”，梅岭植梅万本，山岗上为丹杏覆被，石隙浅滩遍栽黄杨，险峻山岭丛植丁香成“丁嶂”，赤贞石山上杂植椒兰，水际岸畔种龙柏万株，寿山西坡翠竹成林，还有海棠川，芦苇渚。总之一年四季，花繁林茂，郁郁葱葱。如此园林环境是园林动物生存繁衍的较佳场所，因而，当时珍禽异兽，多聚于此。无异于一座天然动物园[15]。 寺观园林兴起后，在郊外幽静之地栽植茂林修竹，或在山野选择水草丰满，花木繁荣之地搭建精舍，寻求人兽同乐，返璞归真的意境。通过“禅林”的长期封禁，保存了很多地带性森林植物和珍贵木树资源。而私家园林情况较为复杂，贵族可依权仗势，霸占山林川泽 ，土流商贾可以购置山林别野，文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追求在郊野选择植被恢复较好的地段经营园林花木。唐宋时代的私家园林中崛起了一种“文人园林”，这种园林选址很重视因山就水，利用原始地貌和原始植被，追求那种天然的雅趣。园林中的天然雅趣 ，主要在于园林动植物的配置。多运用树木（竹类）成片栽植而构成不同的景域主题，如竹林，梅林，桃林，代表性有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杜甫的浣花溪草堂、司马光的独乐园、林和靖的梅园、苏舜钦的沧浪亭等。这种天然如画的园林景观，再配以鸟语猿声、鹿鸣虎啸，更充满自然野趣。 元明清时期，森林破坏向纵深发展。华北地区平原和丘陵已无森林，山区森林也遭到严重采伐。元建大都，大多从华北山区取材，尤以就地取材为主。元朝绘制的《卢沟运筏图》表明，当时永定河上游、桑干河两岸的山区森林受到大规模的砍伐。明修长城，彻底摧毁了长城附近的森林，明末，贺兰山森林已被砍光，阴山森林残破不堪。明英宋时采纳“烧荒”政策，清人激励拓垦烧荒，结果使大青山，贺兰山，鄂尔多斯山，燕山，太行山和吕梁山等山地森林均遭彻底破坏，有的变成森林草原和灌丛地带。据记载，元初尚能在北京周围山区捕获的野生动物如虎、豹、安塔哈熊、黄羊、野驴、羚羊、獐、鹿兔、野猪等几十种野兽，日趋稀少，逐渐销声匿迹了。 这一时期，东北林区破坏相对较少。蒙古族起源于大兴安岭西侧的森林中，因此，将这里的草木奉若神灵。明朝在东北设立188个卫所，无大量砍伐林木，东北森林继续处于休养生息状态。满清兴起后，由于军事扩张和修建城堡的需要。使东北地区南部森林遭到较好次斧钱之灾。清初， 为了保护长白山发祥地，康熙颁布了“四禁”（禁止采伐森林、禁止农垦、禁止渔猎、禁止采矿）此后大约200年间森林茂盛，禽兽滋繁。近代百年，东北森林惨遭有史以来的较为严重的破坏。沙俄及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掠夺或经营毁林，加之山东，河北闯关东开荒农民对森林的破坏，使森林面积减少了2/3。 元代时，华东地区的长江以北广大平原，丘陵地带已无原始森林了，而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两岸森林尽毁，只有山区存有成片状的森林。明清时期，大兴土木之风危害剧烈，宫廷，官府，宙宇，民族宗祠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多取银杏，樟树，楠木，槠木一类巨大的珍贵林木。尤其自万历初高产作物玉米，甘薯引进浙江，福建，江西山区，更加剧了这些地区山林的毁坏。另外，明末清初的战争在华东地区频繁进行，清末太平军与清军的长期混战，战火所及，森林尽毁。 宋末元初，战争在中南地区频繁进行，河南一片焦土。当时金、元军队作战时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远土木，填壕堑，行军时各种树木包括桑柘全部砍光，明王朝修北京宫殿，疯狂掠夺中南森林，以10万人入山开道，历时200余年，从湖北，湖南运走700000多株巨木。这一时期，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日甚，大批农民逃荒入荆襄山区掠夺式地采伐原始森林，从而使这一带森林动物栖息环境破坏。直到清末。中南地区只剩下深山和偏远地区还有比较茂密的原始森林，90%的山区变成童山秃岭。 西南地区由于人口的猛增，土地的垦殖，工矿业的兴起，森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明清两代采办“皇木”屡遣木官进入四川、贵州，采运楠、樟、杉、柏、槠木巨树多达数十万根，北京故宫，承清避暑山庄所需的楠木全部来自四川、贵州山区。另外，明清两朝在西南地区的用兵平叛也使偏远山区森林急剧缩小。 元明清时期也是西北地区森林植被的第三次大破坏阶段。这一时期皆重视屯田，以屯养军，以军隶民，鼓励流民开荒，西北各地浅山区已无巨木可伐。康乾盛世，毁林之风再兴，各地官办采木厂，许多商人前往采购木材，甚至承包山林，牟取暴利。黄土高原是破坏较为惨重的地区，祁连山，六盘山于明代开始采伐，清初已成光山秃岭。秦岭林区到处是毁林开荒，刀耕火种。关山， 黄龙山，桥山的原始林已消失，只有小片天然次生林残留。清末民初，由于封建军阀的毁林和沙俄的破坏，使森林植被本来落后的西疆地区更是雪上加霜，很多地方由灌丛林和稀树草原变成戈壁沙漠，原来出没于森林的塔里木虎、熊、野骆驼等开始消失。 元明清时期，由于园林外部的森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郊野地带，浅山丘陵地区很难见到原始森林的存在，即使唐宋时代那种天然次生林也很难恢复。因此，除了皇族尚能运用政治经济特权在偏远的山区把一些原始林划为禁区，封禁山泽，建筑离宫别馆，或者将皇祖陵区封禁起来育养动植物外，绝大多数官僚土流、商贾文人，地主豪门只能望园兴叹，他们退而在城内及附廓的自己的宅院中建筑宅园和游憩园，因而，“城市山林”一时繁荣。这种园林面积狭窄，在咫尺之地要使缀山，理水建筑、花木、鸟兽一应俱全，只好采用一种变通的办法。造园家主张堆筑平岗小板，陵阜陂陀，截取大山一角而让人联想大山整体形象的方法，所谓“一勺则江湖万里，一峰则太华千寻”。[16]在园林植物布局方面，再也不能呈现唐宋及其以前那种林木动辄千杆万杆，到处郁郁葱葱的天然壮观的景象，而是摹拟森林的片断或截取山林之一角使人联想山林的万千气象。这种相当于后世庭院绿化的主要方式是单植和丛植。尽管如此，某些园林亦有时出现绿荫满园、鸟语花香的情景，如扬州的影园，苏州的拙政园，北京的清华园、勺园，但是必竟由于植被单调，林冠下通透，使动物食物链遭到破坏，不适应大多数园林动物，尤其是大型飞禽走兽的栖息生存了。笔者目前所见到保留下的这时期的园林中的古树名木，少则十几株，多则数百株，与有关历史文献对证，相差不大，难怪当时的造园家要将凶禽猛兽驱之出园了。 三、关于园林动物变迁问题的结论与思考 1．园林动物的兴衰与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既相矛盾又相一致。先秦时期，人类生存活动地域相对狭窄，原始森林破坏轻微，人类生存环境与森林生态环境基本一致，到处一派自然山林风光。然而虎豹成群，给人们生活以严重威胁，人们不得不自卫还击。但是，野生动物又是敬天、通神、祭祀、食用的较好礼品，人们又不得不围猎利用。通过围猎又发现动物中潜在的游乐观赏价值，这就促进野生动物向园林动物的转化，并较终发生了野生动物与园林动物的分离。秦汉到两宋，森林破坏加剧，野生动物大量减少，并开始灭绝，但在人类活动中心区域与原始森林地带的中间尚存一个过渡地区，这里还存在一些小片的原始森林，或者很快地恢复起来的天然次生林，能够使一些鸟兽潜藏其中，这就成为人们追求真山真水或模拟自然山林的寄托。人们通过对园林生态环境的改造，使它更适合动植物的生存。迄至明清，园林外部的森林环境荡然无存，天然次生林亦因农田的扩大难以恢复，野生动物因缺乏天然森林生态环境大量逃亡或灭绝。人类活动地区距原始森林愈加遥远，在万般无奈情况下，人们只好在自己的宅院内设计园林，被称为“城市山林”，其中栽培的园林植物无论种数和株数只能称为“庭院绿化”。这样的花木结构只能适应那些巢树水栖的小禽鳞虫了，然而为了满足人们追求天然野趣的虚荣心，造园家苦心匠诣，把石材，木材等雕塑成栩栩如生的珍禽异兽。 2．中国园林动物的兴衰受食物链规律的支配。自然界的森林生态系统为园林动物构建了食物链大循环，园林中的森林或植被为园林动物构建了食物链小循环。原始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打破了食物链大循环，不但严重影响自然界动物物种的多样性与生存，也对园林动物的多样性及繁殖产生重要影响；原始森林生态系统和园林中的森林或植被都遭到破坏，园林动物赖依为生的大、小食物链都中断后，园林动物再也无法生存。中国古代园林动物兴衰史印证了这一点，数十年来国内的很多动物园珍稀保护动物日趋减少，濒于灭绝的事实也能够说明这一点[17]。 3．中国园林动物衰落了，它留给后人更多的历史借鉴。如野生动物向园林动物转化时，是就地培育还是易地培育呢？笔者感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还是注重就地培育，如秦汉、隋唐及两宋时期，很多园林动物是依靠封禁山泽发展起来的。又如国外引进的园林动物，同时就有引入相应的园林植物，这从秦汉上林苑和北宋寿山艮岳中可以体会到。再如恢复园内外森林生态环境与园林动物的发展繁荣关系重大。从中国古代园林发展演替中笔者发现园林外部的森林生态环境是持续恶化的，而一般园主人或造园家只求独善其身，把自己那一小块园林别墅或山林保护好，经营好，这在强大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也难怪他们，园林动物的衰落是整个社会不注重保护森林生态环境造成的结果。今天，在西部实施退耕还林，山川秀美工程时候，笔者欣慰地看到西安、宝鸡等地有报导，或云数十年不见的鸟兽近来频繁出现等，这正反映了动物与森林植物的相关性，也是本文选题的一个主要目的。 4．中国园林动物发展史证明，园林动物从来没有与园林发生分离，即使在明清衰落时期，很多造园家也极力提倡养鱼及招引吉兽祥鸟，以追求自然天成境界。尽管笔者不苟同于他们排斥那些凶禽猛兽的观点，而认为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权宜之法。 十九世纪中叶，西风东渐，近代公园勃兴，中国始有动物与园林的真正分道扬镳。笔者以为，这既是中国园林的历史进步，又是中国园林进步中值得反思的地方。试想，人为地把动物与园林分开，使林中无鸟，山中无兽，水中无鱼，这等园林是何样的枯燥无趣？在实践中也是比较尴尬的。一座花木茂盛、山水灵秀的园林，必然引来禽鸟翔集，狐兔出没，蛇鱼隐居，谁能奈何这等天物生灵而驱之出园呢？这反映了园林与动物的天作之合，是园林生态平衡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提倡一下园林与动物共存共荣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今天，当人们普遍呐喊“生态平衡”，“反璞归真”时，回顾中国园林动物的历史变迁，怎能不对中国古代园林那派鹿鸣鱼跃、虎啸猿啼的天景野趣重新审视呢？ 5．关于中国园林动物史的专题研究，应该组织有关专家协作攻关。我国历史上从《诗经》开始，就有关于园林动物的记载，隋唐以降有关鸟兽虫鱼之径不断出现，这些历史文献成为研究历史时期园林动物繁殖、饲养、生栖、管理等活动规律的较好手史料。长达数千年的园林动物史，自有一套实践经验和理论借鉴。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组织园林动植物、生态、生物学等方面专家一道深入扎实地开展工作，使中国园林动物学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不断繁荣。 参考文献 [1] 郭风平等，中国园林史，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8月，P6，P169-170 [2] 熊大桐，中国林业科学技术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年2月，P28引盖山林插图 [3]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P20~21 [4]《周礼·地宫·囿人》 [5]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3月，P184-188 [6] 晋、葛洪《西京杂记》 [7]《宋史·地理志》 [8][9] （清）陈淏子著，伊钦恒注，花镜，农业出版社，1979.12（第2版） [10]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12，P235，P115 [11] 赵兴华，北京园林史话，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1（2版），P136-137 [12] 何晓瑞，孙钦华，南国动物奇观，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4,P174~175 [13] 马忠良等，中国森林的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1，以下有关森林变迁的史料多取本书，恕不详注。 [14]（僧），祖秀，华阳宫记 [15]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P104 [16] 文震亨《长物志》 [17] 吕向东等，野生动物饲养与管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9,P112~115.P138~139 （记者 佚名） [详情]

整体修剪短截修剪对象是以长果枝结果的桃树。长果枝顶端一般不结果，中部花芽多而结果，故要剪去其顶端的不结果部分。修剪时应剪去枝长的1/3。其中，长势较弱的长果枝要重短截；长势旺盛，花芽着生部位偏上的长果枝要轻短截。长果枝中一般应保留斜生或水平状态的枝条，疏除直立枝或下垂枝；老年树中适当留用部分直立枝；中短枝中除密生枝应疏剪外，一般不短截。对生长粗壮直立，光照条件好，着生在侧枝先端的枝，可保留12-15厘米进行短截，作更新枝培养。对结果多年、已趋衰老的长枝，应短截回缩更新，使其重新抽发生长枝，再形成中、短果枝。疏枝修剪一般对象是幼树和旺树，疏枝后可明显缓和树势，促其提早结果。幼树主要应疏删下垂枝、细弱枝、竞争枝和徒长枝。还可利用二次枝扩大树冠或促其转化为结果枝。成年结果树的树冠已定形，可采取截短与疏删相结合的办法，控制其上强下弱，主要疏剪密生枝、细弱枝、重叠枝、病虫枝、直枝和徒长枝。深翻清园深翻改土对土层浅薄的桃园，在定植后2-3年内要扩穴深翻改土，在结冠滴水线外10厘米处下锄，深度50-60厘米，树冠下也要浅锄10-15厘米，以改善根系的生长条件。同时，结合施下以农家有机肥为主的基肥。施肥数量要视树龄、长势和生长条件等而定，但基肥数量应占全年施肥总数的60%以上。清园结合修枝，全部清除地面上的病虫枝和枯枝落叶、落果、集中烧毁，以减少病源。防治病虫害修剪后应及时给桃树喷洒波美5度石硫合剂和0.3%五氯酚钠，防治越冬病虫害。桃树主干主枝要涂白，有流胶病的植株要先刮除流胶后涂白。涂白剂配比为生石灰12份，粘土2份、石硫合剂2份、盐1份、水40份，搅拌均匀后涂白，可自上而下涂刷枝干，用量以不下流为宜。文章来源：《农村信息报》中国农业网编辑 （记者 佚名） [详情]